大宋王朝以“仁政”理念为基础，致力于开展赈灾与救济工作。在面对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时，政府通过设立赈济机构、征集捐款物资、派遣官员前往灾区等方式，积极展开救济工作，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体现了大宋王朝在治国理政上的仁爱之心。
01
北宋末年，太湖边上的吴江县城里，狭窄的街市中有一溜单位：
一是与孔庙结为一体的县学，学生称“生员”。
二是居养院，在县学之东。在这里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鳏寡老者。
三是安济坊，在居养院之东。安置在这里的是失去依靠的残疾人与病人。
△南宋李唐《村医图》
四是漏泽园，位于安济坊之东。这是一个墓地，埋葬的是一些无力入土的死者。这一路走去，从县学到漏泽园，真是生、老、病、死都有了着落。（《中吴纪闻》）
当年“生老病死”设置整齐的城市，何止一个吴江县城。从《宝庆四明志》可以看到，庆元府（北宋叫明州，即今浙江省宁波市）及其所辖慈溪、定海、奉化、象山和昌国各县都有官学，也都有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设置。
如庆元府城里，养济院在西门里，收养的孤寡老人，每人每天支米一升、钱十二文。收养的一二十个孤儿，米钱减半。
安济坊也在西门里，北宋大观元年建，收养病者。
漏泽园在城南柳亭，崇宁三年置。
《琴川志》是苏州常熟县的县志，也有这些方面的记载：
养济院有两个，一在县城东北，一在县城西南。
漏泽园在县城宣化门外。
此外，还有义阡，也在宣化门外，为一些没有葬身之地的死者提供墓地。
可见，在宋朝城市中较为普遍地建立了社会福利救济设施。
△《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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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社会救济。这里说的主要是微观的社会救济，特别是由“敬天保民”思想发展到“民为主体”思想以后，社会救济的理论武装就更加完备了。当然，他们提倡或者实施社会救济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出于对人的尊重，而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宋朝帝王自然也深谙个中奥秘。不过，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生活重心下移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人的价值在社会观念中逐渐提高了，这是不以宋朝帝王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宋朝帝王的意志却不能不受社会观念的影响。
《宋史·食货志》认为，宋朝的统治以仁爱为本，救济贫弱、体恤疾患的观念比以往各朝都更为强烈。的确，从赵匡胤开始，宋朝皇帝们都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开展赈灾以及其他救济工作。
两宋三百多年，较大的自然灾害达874次，差不多平均每年有三次。面对这些吞噬人民的旱魃、淫雨、渺涛与瘟瘴，皇帝们也坐不住了，不断地颁发诏令，令地方政府开官仓赈贷。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发生饥荒，“发仓粟四万石赈之”。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言民饥，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真宗咸平二年（999）四月，两浙一带闹饥荒，“两浙转运司言，先拨常、润州廪米五万石赈贫民，尚未足，请更给五万石。从之”。
景德二年（1005）二月，“京西转运司言，襄、许、陈、蔡等州民饥，请减价粜仓粟赈救。从之。十日命太常丞艾仲孺乘传诣澶州，以陈粟四万石分赈饥民”。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二十二日，“泗州饥，官给米十万石以赈之”。
仁宗嘉祐四年（1059）正月，雨雪不止，民饥寒，死于路上的很多，还有投井投河的。于是皇帝派官员分别视察京城街巷，查孤穷老病者，每人赐钱一百，小儿五十，并且发放糜粥。（《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宋王居正《纺车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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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救荒活动，一般都是权宜措施，主要的救济方式为：减价出售粮食、减免赋税、停止徭役的征发、免费供应稀饭、发放救济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保障来说，仅有这些权宜措施已很不够。到了北宋中后期，终于全面推行了居养救济，使一些失去生活依靠的人们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东京城里原来设置东、西两个福田院，收养一些“老疾孤穷丐者”，规模不大，给钱米的才二十四人。英宗时，命令再增设南、北两个福田院，增大规模，每天供养三百人，每年由内藏库拨钱五千贯供开支，后来增加到八千贯。神宗时，“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宋史》）。这个口子开得很大，所有失去劳动能力不能自养的，福田院全部收养，而且不限年月。
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皇帝颁发诏令，要求地方监司守令在各州县城市以及千户以上的城、寨、镇、市设置居养院、安济坊与漏泽园。（《宋会要辑稿》）这就是使居养救济制度化。
回过头来看看两宋以前的救济。
西汉武帝时期，承袭文景之治的余惠，国家也十分富有。当时对于鳏寡孤疾的救济主要是派遣一些官员巡行各地，给予借贷，或者进行一些权宜性的救助。如元封元年（前110），“加孤寡帛，人二匹”；元封二年（前109），“赐孤独米，人四石”。
被誉为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唐朝，的确也花了大力气来救荒赈灾。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统计，唐朝出现365次较大的自然灾害，由官府出面赈灾106次。唐太宗时期赈灾26次，玄宗时期30次，文宗时期18次。
以上资料说明，汉唐时期实施的只是一些临时赈救。北宋时逐步推行了收养救济，并且使这种常年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化。在社会救济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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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慈父般的恩霈挥洒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京都。辇毂之下，就像四季都能得到阳光和雨露一样，时时都能领受君王伟大的仁慈。吴自牧说，在南宋临安“霈泽常颁，难以枚举，姑述其一二焉”（《梦粱录》）。所述一二即：
一、遇到求雨、求雪，或者日食、淫雨、酷寒，或者皇帝生日圣节，或者大型庆典与祭祀，统统颁发黄榜，每次赐给军民二十万贯恩赏。并且减省一些房地租：大的房地产，减租三至七日；中等，减租五至十日；小者，减租七至十五日。遇上大明堂这种大祭祀，原房租一贯，只准收七百文。
二、年岁荒歉，官府设立米场，以官米赈济。适量地收点成本钱。
三、遇上火灾，官府立即对灾民进行登记，按人口老小分散钱米。
四、拨钱十万贯，设立施药局，对一些患病的贫苦百姓，施行救济性治疗。
五、设立慈幼局，收养弃儿与孤儿。由官府雇奶妈喂养，或者每月支给钱米绢布，养育成人。如果民间有愿意收养者，官府每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三年为期。这是古今罕见的特殊救济。
六、设养济院，收养贫乏不能自存的老疾孤寡。此外，对于年岁很高的老人，实行长期定额的补助。《名公书判清明集》有坊市阿张“状述九十以上乞支给钱绢”一事的记载。可见，至少在城市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官府每日发给一定的钱米。
七、置漏泽园十二所，掩埋寺庵寄留的无主棺柩以及暴露街市的遗骸。
这一系列的官方社会救济，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救疾扶弱的关切。从市政建设的角度而言，救助老弱，扶助贫困，不仅表现了城市领导者的精神风尚，而且也体现着国家公共职能的正常发挥。
从更深的层面上考察，社会救济的普遍实施也反映了宋朝市民社会的发展。
贫苦无依的孤寡老弱，有的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或者与失败者、落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经济发展，市场竞争激烈，失败者走投无路，跳楼上吊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绝不能把所有失败者都逼上死路。如果大量的贫苦人铤而走险，那么社会将陷入可怕的动乱。
宋朝的市民与分散居住缺少交往的农民相比，群体意识上要强得多，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认识要高得多。农民尚且可以揭竿而起，市民间难道就没有潜藏着更炽烈的反抗意识吗？宋朝的统治集团不可能不了解这种潜在的危险，因此，除了在城市中加强镇压力量以外，还大力推行这种消弭反抗意识的社会救济。供养不能自存的老弱孤独，减省房租，平价救荒，也都是为了抚慰正在积累愤懑的市民社会。
△《清明上河图》中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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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救济都是降价粜卖救济粮，发放救济款，散发糜粥，收养孤弱，瘗埋路边尸骨。可是，宋朝某些地方大员的做法却十分特别。
范仲淹当谏官时，江淮、京东一带发生大虫灾、旱灾。他建议朝廷立即派官员前去救灾。可是，他打的报告，中枢部门未予理睬。于是他找机会直接对仁宗说：“这么多老百姓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能无动于衷吗？如果宫禁之中半天不吃饭，将会怎么样？”
仁宗被他一席话说得动了情，便派遣他去江淮救荒。范仲淹所到之处，开官仓赈粮，禁止淫祀，奏请皇帝减免庐州、舒州的折役茶钱和江南东路的丁口盐钱。这一系列措施终于减轻了灾民的困苦。不过这次救灾的手段基本上还是常规的方法。
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失败后，一度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去主持边政。皇祐元年（1049），他来到杭州，出任两浙路安抚使兼知杭州。第二年，这里发生了大饥馑，饿殍枕路。
范仲淹面对这一次灾荒，审度吴中的具体情况，大胆地采用了一些反常规的做法。
第一，提倡城市居民大搞龙舟竞赛。
第二，率领僚佐们天天在西湖举行宴会，以此为榜样，在富裕阶层中推行高消费运动。
第三，告谕各佛道神庙，趁荒岁劳力低廉、建材低廉之机，大兴土木。
第四，新建、改建、修缮官府仓库与官吏房舍，每日役使上千民夫。
第五，不是压低市场粮食价格，而是由官方出面把已经迅速腾升的谷价，由每斗一百二十钱，再提高到每斗一百八十钱。
范仲淹的这一系列措施把一些人弄得莫名其妙，转运使等监司衙门立即上奏朝廷，控告杭州长官“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这些罪状，只要有一条被追究，范仲淹非罢官降职不可。
为了说明这些举措的用心，范仲淹只得如实陈奏。他说，这一系列措施的根本目的，是想要开发那些“有余之财”来救济贫者，使工匠们、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能够得到公家或私人的一份救命之粮，不至于流离失所，转死沟壑。这才是最积极的办法。
果然，相当一部分面临死亡的贫苦人民得到从业自救的机会。这里粮价上涨，贪利的商人从四面八方载运粮食来杭州发财，结果粮价很快从高峰上跌落下来。当时，杭州虽然受了大灾，却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参见《宋史》《鹤林玉露》《能改斋漫录》《咸淳临安志》）
△范仲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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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宋朝的城市生活变得异彩纷呈。一方面，人们在竞争中相互角逐，尔虞我诈；另一方面，又相互依赖，“人皆笃高谊”，“甚者出力与之扶持”。（《梦粱录》）因此在微观的社会救济方面，并非只是官方的活动。城孝顺出名。有一年涨大水，道路阻绝，张家兄弟便驾着船，载着柴米，去救济那些被洪水围困的穷困人家。被他们救存的有八十家。（《夷坚志补》）
黄州城里的董助教也是个富户，大观三年（1109）大干旱，董助教为饥民提供饭食，做些饼子送给饥饿的小儿，连续搞了一百多天。（《夷坚志补》）
临安城里有个凤凰山，又叫客山，因为这里居住着许多外地迁来的富户，一些江商海贾也寄寓于此。这些大商豪贾中，有不少好善乐施之人，他们散发一些绵被絮袄，或者用钱物周济一些贫老孤苦，甚至援助一些买卖失利的小商贩。对于某些死无周身之具者，或者施舍棺木，或者助其火葬。
△南宋佚名《柳荫群盲图》
大雪严寒之日，不少贫困人家处于死亡边缘，富家常常在黑夜里把一些金银碎块或者纸币塞进贫困者的门缝。
这种私人救济的能量远远小于官方的救济，但对城市的风尚影响很大。官方的救济，人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私人的救援，人们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出于无私的惠爱，出于人道同情的高尚行为，使人们在冷酷的奔竞中感受到一股人性的暖流。
本文节选自岳麓书社《大宋梦华：宋朝人的城市生活》，作者李春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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