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三国时期蜀汉将领马谡因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而成为后人痛彻心扉的教训。马谡在对付曹军时，自大而骄傲，轻视敌人，最终导致了蜀汉的败局。他的错误在于没有听从诸葛亮的指令，独断专行，最终让自己陷入了绝境。这段历史故事告诉我们，骄狂自大是最危险的毛病，只有谨慎谦逊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
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历来演绎多多。《三国志》的相关记载零散于各处。《资治通鉴》里如上作了归纳总结，寥寥数语，仍是语焉不详。
马谡之死，说法也不统一。在《三国志·马良传》中说马谡是“狱中物故”。如此春秋笔法，诸葛亮到底有没有斩马谡，让三国迷争论不休。
电视剧《风起陇西》以马谡失街亭开场，甫一播出，收视率走了麦城。《风起陇西》中把街亭之败，甩锅给被情报误导的诸葛亮。马伯庸的原著小说并未直写失街亭情节，倒是交代出蜀国情报机构司闻曹乃马谡一手创办。要是依小说，马谡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表面看，《风起陇西》是谍战剧，看到底是权谋剧。从《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再到《风起陇西》，马伯庸偏好这种历史“阴谋论”。他写过不少三国题材的作品，在《三国配角演义》一书中，更有一篇《街亭》专写马谡。故事中，马谡此番败走街亭，来自王平对马谡的暗算，背后主谋则是费祎。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选，费祎和马谡是竞争对手。马谡之死，实死于蜀国派系间的内斗。
蜀国确有派系政治。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较早从派系斗争来梳理蜀国政治脉络，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把蜀国派系分为诸葛亮为代表的新派与李严为代表的旧派。刘备死后，蜀国政局成为新旧两派的博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三国中说，在刘备入川前的老班底荆州派之外，益州本地势力又细分出两派——东州派和益州派。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肯定另有内幕？《资治通鉴》强调马谡“举动失宜”“举措烦扰”，诸葛亮杀他，就是军法当斩。依法办事，理由还不够？
画作《诸葛亮》 摄影：程功
大家都是“第一次”
刘备生前，诸葛亮的工作就是守家。刘备东征西讨，诸葛亮在后方负责“足食足兵”。
诸葛亮南征，马谡献上“攻心计”，是为北伐试阵。马谡参加没参加这次实战练兵，一直有争议。街亭一战，姑且算马谡第一次上前线，没成想也是最后一次。
街亭一战，对诸葛亮同样意味着“第一次”。这是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全权指挥对魏作战，事后证明，这也是他六次北伐（一说五次）中最有机会赢的一次。
《三国志·马良传》里对马谡之败，只用了“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区区八个字，轻描淡写。马谡的失败，间接牵连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出身于蜀，却被指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过低，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为了谀晋，二是为了私仇。《晋书·陈寿传》载：“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感慨“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陈寿对街亭一战写得过于简单，留下不少疑点和空白，后世只好不停给历史加戏。
《三国演义》中，把马谡写成了普信男，智商不高，情商更低。一到街亭，马谡就开始公开质疑诸葛亮：“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司马懿一听带兵的是马谡，张口就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
细琢磨，这些铺垫相当不合理。刘备曾告诫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远在敌方的司马懿都知道马谡没本事，以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才能，又和马谡朝夕论兵，就算高估了马谡的实战能力，难道还觉察不到马谡不服自己？诸葛亮用兵谨慎，公认魏延、吴懿才是守街亭的最稳选择，街亭守住了，北伐形势一片大好，马谡抢人头的机会何愁不多，为何急着让他送人头？
陈寿给过诸葛亮一个差评，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恰好可以从这个“负角度”来讨论下诸葛亮这次的人事处理。治戎即统兵，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中，一大特点是重兵而不重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没成想，马谡用自己的生命告诉诸葛亮：丞相，你错了。
抄作业都抄不对
“险地邪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
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著《兵要》。《兵要》可谓指导行军布阵的操作手册，遇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做，事无巨细均有据可查、有章可循。这么看，诸葛亮命马谡去守街亭，就是让马谡照着抄作业。
马谡好论兵，看起来是个做题家，可是一到街亭才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资治通鉴》说他“举动失宜”“举措烦扰”，是关键一笔。马谡乱指挥，怎么可能赢？
欲斩马谡，蒋琬劝阻，诸葛亮回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孙武和魏绛两个典故都很说明问题。孙武和魏绛治军有方，都是从杀人开始的。
魏绛故事见于《左传》。春秋时晋悼公大会诸侯，任命魏绛为中军司马，晋侯之弟扬干车马扰乱军列，魏绛把扬干的御车者依军法处置了。晋悼公大怒，欲杀魏绛，魏绛申辩时说：“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什么是武？在魏绛看来，军列整齐，指挥顺畅，就是武。
“孙武治军”是《史记》名篇。吴王阖闾让孙武训练宫中美女，孙武立斩两位吴王爱姬以明军纪。孙武给阖闾的理由是：“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韬》中对“吏士之责”说进一步解说：“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马谡操练兵马不按着诸葛亮的小本本来，不拿他问罪才怪了。
马谡之死不用过度解读，不拿下马谡，诸葛亮还怎么带兵？这不需要什么内幕。
马谡
得蜀为何还望陇？
日本推出一部动画新番《派对浪客诸葛孔明》，脑洞够大。诸葛亮羽扇纶巾，转生到东京涩谷去求职，老板恰好是个三国迷，面试第一题：“你当年为什么让马谡守街亭？”诸葛亮说回想起来，马谡可能是故意失败，为了让自己尽快攻打长安。这要是魏延知道，会抱着马谡哭。
在派系斗争之外，蜀国还有路线斗争。
诸葛亮作隆中对时，就提出“西和诸戎”的战略构想。“西和诸戎”的意思就是联合羌人、攻略凉州。王之涣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正是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公元218年3月刘备指挥“下辨之战”，到263年蜀国覆灭，蜀国把凉州路线坚持了45年。
凉州为什么重要？一是占地利。西汉前106年置凉州刺史，下辖十郡之地，其地“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两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二是抢资源。凉州产粮产马，还产兵，东汉有民谚“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成语“得陇望蜀”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既平陇，复望蜀”。蜀国方针正相反，是“得蜀望陇”。陇山是凉州和关中的界山，凉州在西。蜀国虽没攻占过凉州，却任命过三位凉州刺史，还不是一般人——马超、魏延和姜维。马超、姜维二人皆在羌人中有声望，魏延也有“西入羌中”的经历。
蜀汉对凉州刺史的任命，不是遥领的虚衔，而是有明确战略目标。学者刘雁翔认为：“蜀汉要揭开捂在北伐路上的盖子，非拔凉州不可，也只有攻拔凉州，才有可能逐鹿中原，为设凉州刺史的深意。”
孙权袭取荆州后，刘备欲东征复仇，赵云曾谏言“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游”。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用了马谡，一路疑兵用了赵云。两个人，恰好都是和他“想在一路”的。魏延是铁杆的荆州派，为什么不用？魏延曾建言“子午谷奇谋”，出子午道，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不能简单归因于谨慎，战略规划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在蜀国，路线斗争很可能大于派系斗争。
姜维是诸葛亮路线的最后也是最忠实的继承人。第一次北伐失利，对诸葛亮来说，失了马谡，但得了姜维。诸葛亮高度评价姜维是“凉州上士”，其才能“永南（李邵）、季常（马良）诸人不如也”。马良都不如，马谡更没法比。猜猜诸葛亮交给姜维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练兵。“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这显然吸取了培养马谡的教训。
司马最懂诸葛
真正懂诸葛亮的，是司马家的人。
诸葛亮撤军后，司马懿曾经专门跑到蜀军营地去参观，如同朝圣，“行其营垒，观其遗事”，叹为“天下奇才”。诸葛亮行军布阵是个“细节控”，可谓“匠心独具”。晋人袁准评价：“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
到了唐代，杜甫有诗《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认为诸葛丞相的功绩，一是隆中对，一是八阵图。八阵图被后世神话，据史料来谈，真正把八阵图发扬光大的，是西晋将领。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敌人，这话不错。
西晋时凉州羌人叛乱，司马炎起用马隆平定凉州，据《晋书·马隆传》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偏箱车更利于应用在山地狭窄地形。
还有一人是陈勰。陈勰本是司马昭侍从。西蜀灭亡后，司马昭让陈勰学习演练诸葛亮的“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后来司马炎出行，均由陈勰担任护卫，“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
依上述两例，诸葛亮的八阵之法，有可能是对上古车战法的改良，为蜀军提供有利于对抗魏军骑兵的阵势。《诸葛亮集·贼骑来教》中就说：“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蜀魏大战于卤城，“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此战袭杀了张郃。注意“乘高布伏”。马谡登山拒敌，可能并非战术错误，诸葛亮本亮一用，效果大不一样。
《风起陇西》中，双方谍战说是为了窃取造弩技术，不如设计成争夺让司马家更感兴趣的“八阵图”。
街亭应该怎么打？
诸葛亮设计八阵图，可能正是为了让他改造的“元戎”连弩派上更大用场。史载诸葛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元戎的本义，是大战车。《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以战车布阵的目的，是为连弩提供掩体，以抵御骑兵突击。孙膑曾说：“车者，所以当垒也。”
南北朝时，南朝人为对抗北魏骑兵，“以车制骑”的思路得以广泛应用。南梁曾和北魏大战于安徽邵阳洲，南梁大将韦睿的指挥布阵，堪称街亭一战的正确打开方式。韦睿急行军到邵阳洲，“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魏将杨大眼率万余骑来战，杨大眼勇冠三军，堪比张郃了。韦睿结车为阵，强弩俱发，“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
车阵法需要高度统一的指挥，缺乏机动性，虽利于防守，但进攻性不足。隋唐时期对抗突厥进犯，均是骑兵对骑兵，这是因为两代都兴起于关陇军事集团，具有骑兵作战的先天条件，恰可证明，诸葛亮坚持攻略凉州的正确性。
唐代车阵战法并未完全被废弃，不过出了一大惨案，暴露了此阵法的另一大短板——害怕火攻。唐肃宗时宰相房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用牛车两千乘大战安禄山骑兵，遇火攻大败。
宋代为了对抗北方铁骑，一直探索“以车制骑”。宋哲宗就曾计划大批征收民车，对沈括说，“北边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沈括劝道：“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一直到明代，战车还有着相当高的出场率。戚继光守蓟门，“奏练兵车七营，每营重车一百五十六，轻车加百”，更有何良臣的《阵纪·车战》、戚继光的《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等车战论述。如果一直遵循诸葛亮的大国工匠精神去探索，我们会不会先研究出坦克来？
（责编：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