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生曲折跌宕，从高峰到低谷，经历了人生命运的巨大转变。他初出茅庐时，才华横溢，风光无限，曾被誉为“诗圣”，风靡一时。然而，随着时势变迁和个人遭遇，他的命运逐渐走向低谷，遭受排挤和困顿，最终备受贬抑和困顿，一生坎坷曲折，令人唏嘘不已。白居易的经历深刻诠释了人生起伏不定，命运无法预料的道理。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琵琶女有明显的中年自况意味。图为明代画家唐寅（传）《浔阳八景图》中对白居易《琵琶行》场景的演绎。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图）
众多唐代诗人中，杜甫、李白头两把交椅的地位世所公认。中唐的两大诗人韩愈和白居易，正是李杜经典化的重要鼓吹者。韩愈有著名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写过一首《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清新俊逸的李白深受读者欢迎，他写出了盛唐气象，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醒目的天才形象。学界和后世习诗者，则尊杜甫为宗。BBC在2020年推出纪录片，名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
那么，谁是唐代第三大诗人？
据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宏林梳理，中晚唐时期、明清时期和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白居易都是“李杜之下第三人”的重要候选人。在《莫砺锋讲唐诗课》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在我看来，这基本就是唐代诗人的第一方阵。”他将李白、杜甫、白居易按齿序放在同一章讲解，白居易跻身唐代三大诗人之列。
不论白居易是否排第三，他在中国历代及海外声名之盛，都是不争的事实。
白居易的诗学和人生充满了矛盾。在他的自述里，“兼济”与“独善”，“讽谕”与“闲适”“感伤”，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指出了不同的人生进路和文学向度。后世围绕白居易的争议，引出一系列经典的文学之问：崇尚通俗浅近，还是技艺精深？写出“人所共欲言”，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性情，还是玄奥？以流行为风尚，还是以小众为骄傲？为人生而艺术，抑或为艺术而艺术？
白居易75年的生命，清晰地展现出从天才少年到闲适隐者的人物弧光。
勤奋的天才白居易天资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抱着他，在有字的屏风上教他认“之”“无”两个字。他还不会说话，就已记住，数十上百次考他，从不出错。白居易此后自信与文字有缘。五六岁学作诗，九岁识声韵，十六岁写出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末五代文集《唐摭言》卷七记载了白居易少年时去长安“行卷”的故事。唐代科举考试，既要看临场发挥，又要看平时的文章。所谓行卷，就是在考试前把优秀的旧作汇集成卷，送给文坛名士或政坛要员，以求推荐。白居易在京城拜访的是诗人顾况。顾况打趣“居易”这个名字：“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感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白居易年幼时确实“居不易”，随母亲四处避难漂泊。他性格持重，不像“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年少游京城，适逢热闹的元宵，白居易的孤独和深沉更似杜甫，写下《长安正月十五日》：“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众人皆醉我独醒”与“万人行乐一人愁”，都是不从众的诗人在人群中的自我辨认。
他是刻苦的“学霸”，十五六岁知道有进士考试，便发奋读书，日夜用功，以至无暇睡觉，口舌生疮，手肘长茧。白居易身体病弱，壮年后仍很清瘦，未老就头发衰白，被眼疾困扰。因为家贫且多有变故，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服丧，二十七岁才参加乡试。此后，白居易在考场青云直上，三登科第，二十九岁应试长安，一举考中进士，三十一岁、三十五岁连中户部和尚书省两次特科考试，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进士金榜题名时，白居易是同届最年轻的一个，“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早白居易几年进士登科的孟郊，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时，已是四十六岁的“老翁”。
接着，《长恨歌》横空出世。十六岁写出五言律诗代表作，三十五岁写出传世的长篇叙事诗，后来白居易自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固然出于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形式服务内容的写作主张，又何尝不是名满天下后心态放松的体现。《瓯北诗话》说白居易“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文人学士慨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三十六岁任翰林学士，仕途不可限量，名篇一纸风行，这是白居易最风光的时刻。针砭时弊的五十首新乐府、十首秦中吟，却得罪了权贵、宦官，为他的贬谪埋下了伏笔。
命运变奏“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的这段自述，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就是他命运的双刃剑。
《秦中吟》《登乐游园》《宿紫阁山北村》等诗，令权贵“变色”“扼腕”“切齿”，终致“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耿直的白居易上书请求追捕凶犯，当权者对他早已怀恨在心，便找了个“越职言事”的借口把他赶出朝廷，贬为数千里外有职无权的江州司马。四十四岁的白乐天，遭到了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打击。
学者叶嘉莹批评白居易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将杜甫与白居易“仁民爱物”的诗作进行对比，说他们“一个高贵，一个庸俗，只是表面上有点像而已，正是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回到白居易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之间写作大量讽谕诗的背景，就不难看出“不诚”的指摘实在过于苛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在他落魄流亡之际所写，固然感天动地，白居易的大部分讽谕诗却是他作为青年才俊、仕途一片光明时所作。受宠的中尉、神策军、“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太监，都被他点名批评。白居易的讽谕，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站在儒家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官场的现实主义一边。
多年后，白居易写“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当年一起做翰林学士的六人，五个都做过宰相，只有他远离了权力中枢，以“渔翁”自况。五十岁短暂回到长安，游曲江时写下“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是风景也是心境。正是从少年得志到中年落魄的巨大落差，让他在浔阳江头的琵琶女身上看到了自己，“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忽梦少年事”的，是琵琶女，也是白乐天。
虽然“江州司马青衫湿”，但他毕竟是达观之人，名“居易”出自《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安守本分等待天命，小人冒险追求本不该得的东西；字“乐天”出自《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也即乐于顺应天命，因而没有忧虑。
白乐天的写作转向闲适之境，“人间要好诗”，每每让人心旷神怡。写夜雪，“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写饮茶，“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写饮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白居易还是江南美学和苏杭城市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他写杭州，“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写苏州，“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连。”“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已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萧驰，在《诗与它的山河》中写道：“乐天据身体与地方相互缠绕的经验而作的江南城市书写，几乎是诗歌史上的创举”，“这些书写江南水国城市的诗作，七言，主要是七律的比例远远高于五言……七律与江南城市水衢迤逦展开的景观之间有某种‘神似’”。
白居易晚年“中隐”于洛阳，曾在龙门寺与另外八位文人聚会游宴，合称“香山九老”。图为明代画家谢环《香山九老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图）
中隐与醉吟唐贞元十四年（794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襄阳病逝，他生前是刺史的佐官，襄州别驾。白居易服丧期间缅怀孟浩然，写下“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归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迁谪江州后，他寻访陶渊明故地，“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辞官归隐的陶渊明，未曾入仕、隐居鹿门山的孟浩然，都令白乐天心向往之。但他独辟蹊径，五十八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写下《中隐》一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大隐”于朝廷或闹市，太过喧嚣，“小隐”于山林云深处，又太过冷落。于是白居易采取中庸之道，“中隐”在人文荟萃的洛阳，远离长安的纷争，与政坛若即若离，官衔是留司官这个闲职，从容地安度晚年。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才智分析，在接受史上，白居易与元稹最初作为科场明星成为士人的偶像，他们也一直以此为傲，白居易连考连中的经历，使其成为当朝文化明星。长庆之后，白居易政治进取热情下降，但又须依官场而生存，多选外官或分司闲职。“自宋以后，白居易的影响由诗学范式推广到生活层面。其形象的精神内核也发生改变，从科场明星逐渐成为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偶像。”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在三年杭州太守任满后，在洛阳购买田氏宅院，这就是著名的履道园。“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
对白居易造园经验和园林美学的研究，成为近年的学界热点。白居易曾在《池上篇》详细描绘了履道园的区位和布局：“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在《醉吟先生传》里，他描绘了一幅闲居的自画像：“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虽说是闲职，白居易六十四岁授太子少傅时，已官居二品，可谓享尽繁华。另一方面，他中年之后虽转向独善，但作为官僚仍屡有建树，在忠州宽刑均税，在杭州兴修西湖水利，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一职退休后，还曾施散家财，帮助当地人民开凿龙门八节滩，以利船筏通行。
74岁的白居易编成《白氏文集》七十五卷，请人抄录五本，两本交付侄儿与外孙，另三本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佛寺是他的作品藏诸名山的归处。禅门，也是他晚年重要的人生寄托，“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在中国思想史上，白居易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陈才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白居易写过一首《观幻》，“次第花生眼，须臾烛过风。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仿佛是他生命历程的写照。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